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说很多人在豆瓣给以前的经典电影打低分。他们（给这些电影）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“老登电影”。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太悲哀了。很简单，所有大学都有一门学科，叫作历史。学历史干吗？电影也需要历史的。现在是什么原因就要批判它，随便给它扣一个帽子？这就很悲哀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觉得，会不会是现在大众的口味正在发生变化？
郝蕾：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？变化以后得来的结局是什么？这个真的挺值得探讨的。但说实话，我们探讨又有什么意义？因为我们是绝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。如果这些打低分的人内部不进行一个反思和探讨，那（情况）不会有变化的。人云亦云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大。说句实在话，当下谁还要去拍、谁还要去表达？那就变成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了。
是不是年轻人会觉得“哇，颠覆了”？以前他们有那么好的电影可以学习，现在，在还年轻、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准确的判断的前提下，他们会觉得那些电影是错的。那应该怎么样？他们就更混沌了。
《新周刊》：那这几年有没有比较好的变化？
郝蕾：有一些人苏醒了——不能说“觉醒”，是“苏醒”。他们想看看自己，看看周遭发生了什么，我觉得（这样的人）还是有的。
我始终觉得，创作者不要假关心自我。很多（创作者）就是假的关心，表达出来，你会觉得那是麻木、自私的状态。你真的关心自己是 OK 的——关心自己的每时每刻，但很多人只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
《新周刊》：创作者的真关心、假关心，怎样比较好地加以分辨？
郝蕾：真的（关心）源于创作者自己，你是看得到的。哪怕他写的是他观察到的其他人，或者他看到的一个社会事件，其实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与他的自我相关，因为是他在观察。如果他写的东西好像不是他在观察，而像张艺谋（在观察），不好意思，那其实就没有（和自我相关）。
《新周刊》：这一次《新周刊》的“2024中国视频榜”，属于媒体类评选活动。在你看来，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目前在大众文化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？
郝蕾：传统媒体都快消失了，或者说近乎消失——大实话。自媒体的“自”，是自己的“自”，他们自己想抒发些什么，谁能控制住？有n多个“自己”，他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传统媒体被撵走了嘛。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可能都不用了。

（图/小红书@李子柒）

《新周刊》：你之前在对谈中也提到李子柒。电影和这样的自媒体有什么差异？或者说后者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？
郝蕾：你看她运镜的流畅度，看她怎么讲故事。虽然没有旁白，也没有什么对话，但就很“电影”——几乎就是最好的电影。她做到了。我经常说，好的东西大家可以一眼就认出来，大家喜欢的原因很接近。
“我和青年导演是相互扶持的”
《新周刊》：现在有很多科班出身的学生去拍短视频、短剧，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郝蕾：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就像我们小时候演小品一样，这是一种锻炼。但是，不要迷失。只要不迷失，这只是一个过程。
《新周刊》：这几年你也跟一些青年导演合作，比如参演了杨荔钠导演的《春潮》、夏昊导演的《23号》。你是如何决定和他们合作的？他们有什么共性？

郝蕾在《春潮》中饰演报社记者郭建波。（图/电影《春潮》剧照）

郝蕾：年轻导演都是编导一体的。这个故事就是他自己写的，那么，从这个故事，就能很容易地看到他要表达什么。初步接触之后，我会判断他的审美是怎样的、三观是怎样的，如果这个表达接近于我在当下想表达的，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合作了。
《新周刊》：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？
郝蕾：这很难举例。每时每刻我都在变化，我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变化。我的变化，跟我的三观有关系，跟世界的变化也有关系。只能看一个契机：刚好这个人来找我，刚好我觉得我们是接近的，（我）就可以投这个东西；如果你想表达的不是不好，但确实不是我当下想表达的，那大家就不合适。
《新周刊》：很多成名已久的演员，还是会对跟新导演合作有一定的排斥心理。但我觉得你是很开放的，甚至扶持新导演。
郝蕾：是的，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。这是一个相互扶持的过程，我们得跟时代在一起。时代在往前走，你不能停在原来的地方。和新导演合作起来固然会有非常多的困难，这是可以想象的，因为他们经验不足；但是你总归要给这样的时间或者空间，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。要不然就断代了，要不然就变成我只跟那十来个人合作，中间的这种差异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大。我觉得，还是应该能够做点什么就去做。
《新周刊》：新导演有没有给你一些灵感或者启发？
郝蕾：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。我和我的学生或者合作伙伴，都能聊到一起去，因为我愿意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，又是怎样看待艺术的。如果我老是不进步、老在原地踏步，我恐怕就会脱节。我也不希望那样。
《新周刊》：刚刚也讲到，有些年轻观众会给老电影打低分。你感觉自己和更年轻的创作者会有观念上的差异吗？
郝蕾：打分的人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愿意相信，电影专业的孩子们不会这样愚蠢。我甚至都没有愤怒，我只觉得悲哀。我觉得是他们的悲哀。那些电影比我老很多，但是我认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东西，是我的福报。你要无缘无故地去扣帽子、评判它，那不是悲哀吗？认知的悲哀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这几年也担任了很多创投项目的评委。根据你的观察，一个青年创作者想要有自己的作品，或者想出头，会遇到哪些比较大的困难？
郝蕾：我经常在我的表演课中说一句话：烦恼总比困难多。意思是，困难没有你想象中的多，但是你自己先在那儿纠结上了。实际上，如果放弃这种纠结心理，好好看一下真实的困难到底是什么，其实没那么难。
青年创作者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沟通。他们之间也缺乏沟通，甚至忘了怎么沟通了。包括学表演的学生也一样。你不会沟通了，你怎么演戏啊？演的是人，对吧？（很多人的沟通）到不了真的心心相印、真的体悟的这种程度。

（图/《23号》）

社会是怎么存在的？社会不是从天而降的。有人才有社会嘛，集体创造了社会，这个是根本。
有一个说法：最好的导演是情商、智商双高；次一点，智商高；再次一点，情商高；最后就什么都不高。你听过这个故事吗？一个导演第一次拍电影，用了一个很牛的摄影师，他让摄影师挪机位，摄影师不挪，导演直接就把摄影师撵出现场。但是，这个导演后来成为大师，这是智商高，没有办法。
如果这个也没有，那就要情商高。为什么我可以让所有人为我服务？反正最后是导演的作品，没有人会在乎背后的故事。那（作品）不是沟通形成的吗？让摄影师拿出最好的东西，美术拿出最好的东西，演员拿出最好的表演，都贡献给我（的作品）。
“我从来不期待，也从来不挑战”
《新周刊》：这几年大家对你的印象很深，因为你在各个演技类综艺中做导师。但我也很意外，因为你接受采访时说过，以前不太喜欢做主动输出、主动表达的工作。这几年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转变？
郝蕾：很早之前，我工作的时候，比如在一个剧组（的其他演员），因为我认为我们是同事，我不是老师，所以我不太去说“你应该怎么演”。别人问我，我就说“挺好的”“就这样就可以了啊”。后来做了一些沙龙，我发现：哇，大家的困惑好多好多。慢慢才变成了我去教学。然后这些演技类综艺会来找我，不管其他导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来，我就是去教课的。

2024年9月11日，湖北襄阳。在唐城影视基地，剧组和群演正在拍摄古装剧。